本书回顾了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绿色企业家精神从无到有的四个发展阶段，从企业史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绿色企业家的创业动机，以及他们如何建立并发展自己的企业。本书所涉足的研究领域包括可再次生产的能源、有机食品、美容业、生态旅游、垃圾回收、建筑乃至金融业等不一样的行业，研究范围涵盖世界六大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同于传统企业家单纯逐利的本质，绿色企业家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需要保持企业的盈利性并不断地进行创新，这些企业家所付出的努力被当今国际社会及消费者高度认可。本书的结尾，作者对绿色企业家群体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使用了“疯狂”二字来形容他们的开拓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由于愿意‘疯狂’，愿意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式，绿色企业家为可持续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昨日的‘疯狂’将最终成为未来可持续世界的历史根源。”

　　杰弗里·琼斯（Geoffrey Jones），哈佛商学Isidor Straus企业史教授，英国剑桥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同时拥有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经济学和工商管理荣誉博士学位，以及芬兰赫尔辛基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剑桥大学和雷丁大学，以及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琼斯教授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通讯院士、国际商业学院院士和皇家历史学会院士，2022年成为欧洲企业史协会终身成就奖的首位获奖者。

　　琼斯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全球商业的演变、影响和责任，发表了多篇关于全球企业史的文章，涉及消费品（包括美容和时尚）以及银行、再保险和商品交易服务等领域。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新兴市场（尤其是拉丁美洲、南亚和土耳其）企业史的文章，并在哈佛商学院发起了“创建新兴市场口述历史”项目。

　　黄蕾，闽江学院海峡院学\新华都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能源研究会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欧美同学会北欧零碳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碳中和学会理事等。

　　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史方向），现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商业史学会企业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商业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陈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家族企业与企业史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家学院院长。

　　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一篇题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论文中阐述了生产力和财富明显地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发现了一个核心的困境，即理性（和善意）个人的利己主义可能会引起公共利益的损害。哈丁在谈到污染问题时写道：“理性的人发现他将废弃物排放到公共场所过程所耗费的成本， 要低于在排放前净化这些垃圾的成本。因为这对任何一个人都适用，所以我们就被锁进了一个 ‘污染自己巢穴’的系统中。”哈丁指出了一个中心问题：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个人和企业的活动存在着许多负面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绝对没被解释，也没有被计税。事实上，它们会被称为“外部性”，就表明人们对它们承担的责任非常小。它们被视为“外部”（即外在的），而真正重要的是：追求盈利是企业的“内部”事务。

　　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并不是什么秘密，哈丁也不是第一个观察到这种污染的人。此事引起了世人的警觉，并促进了保护运动的产生。环境史学家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指出，始于19世纪的第一波环保主义浪潮“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

　　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在当地和全球都是不同的。例如，西方帝国主义在刚果等地开采稀有矿物，并破坏这一些地方的环境。与此同时在他们国内，工厂和发电厂又都位于贫困和少数民族聚居地中。19世纪的大饥荒发生在英国殖民地（爱尔兰和印度），而英国人仍然饫甘餍肥，对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和生态混乱无动于衷。

　　工业化对西方国家自身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引起了更多的批评。来自欧洲的移民定居美国的态势迅速扩张，使得像美洲野牛这样的动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都遭到猎杀，几乎灭绝， 于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呼声开始高涨。到19世纪中叶，社会上保护自然免受人类活动破坏性影响的呼声此起彼伏。

　　大西洋两岸各类的自然、健康和以精神为导向的运动，孕育了一场新生的保护运动。随着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大西洋两岸的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运动中， 出现了对自然界新的崇敬形式。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人虚构了一种崭新的、准宗教式的方法，来臆断和阐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的美国哈德孙河风景画派将乡村的自然美景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浪漫化。

　　在19世纪下半叶，“保护”成为一项制度化的运动。1872年，美国的保护主义情绪促使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的建立。1892年，出生于苏格兰的加州荒野探险家约翰·缪尔在旧金山创立了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 它后来成为美国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欧洲，科学家们也将环境问题编写成册，如记录了栖息地和物种的丧失情况。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恩斯特·哈克尔 （Ernst Häckel） 创造了“生态学”一词。保护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志愿团体也成立起来，他们呼吁保护鸟类不被捕杀，呼吁人们不要用羽毛来制作女帽和其他衣服，这些都成为早期社会关注的焦点。

　　欧洲各地的保护协会普遍对现代化都没有好感，但它们往往采取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在英国，画家、作家和景观设计师们像在美国一样，引领着乡村地区的理想化潮流，他们都以为乡村地区正受到现代化的威胁。这个新概念是由有组织的中产阶级公民团体提出的，该团体认为私人如果拥有自然和文化美景，则应该向所有人开放，而不单单是将它们据为己有（这些拥有者通常是贵族）。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批判工业化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英美不同，在德国是政府部门（尤其是像普鲁士这样的州政府）而不是基层组织推动了保护工作。总的来说，环境保护主要是由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精英推动的，但到了新世纪，它无疑成了一个非常紧迫要解决的问题。1913年，瑞士动物学家保罗·萨拉辛（Paul Sarasin）召集了16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国际自然保护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Nature）。

　　工业化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工业污染，这迅速招致了一些社会的批评和政府的反应。煤炭燃烧产生的烟雾已然成为新兴工业化城市的一个巨大污染问题。伦敦在维多利亚时期被称为“雾都”，在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等作家的小说中，大雾就是主角。反对这种污染的激进主义环保活动相当多，有些人将其与后来的环保运动相提并论。在英国， 借鉴侵害公共利益的判例法，相关立法于19世纪30年代得以通过，并在19世纪60年代予以强化以控制污染，尤其是黑烟和煤炭的排放。立法的执行力度反映了英国上议院贵族阶层的持续影响力。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们尤为关心化工厂对他们土地的环境影响。相比之下，尽管德国有数千起关于烟雾污染的投诉，但相关针对性的民间激进主义活动却少得可怜。与英国和美国相比，德国的烟雾污染控制仍然缺乏系统性。要说是哪一项活动更值得采取行动，很显然，保护自然话题的风头盖过了污染控制的话题。

　　在美国，空气污染触发了公民激进主义运动，在巴尔的摩、芝加哥、辛辛那提、匹兹堡和圣路易斯等城市建立了数十个反对烟雾污染协会，协会试图通过游说来达到控制烟雾污染的目的。妇女团体在许多协会中的作用都很突出，因为她们在美国的诸多城市中发起了更广泛的清洁和卫生运动。而商业领袖和组织则通常反对污染治理，但有时也会出现在支持环保的阵营中。反对烟雾污染运动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1907年，芝加哥市紧随着针对有关过量烟雾问题的法案，率先通过了关于烟雾检查的立法。根据该立法，市政工程师加强了对烟雾的控制，并为公司可以提供减少排放的建议。这一体系不久后被推广至美国的其他工业城市。

　　烟雾控制、设立国家公园以及保护运动取得的其他成果，修正了1914年前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带来的一些更明显、令世人感到意外的后果，创造了颇为有利的市场空间。然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却进入了一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时代，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环境弊端随着这些进程的扩散和深化而加剧。为此出现了更多的警告和替代方案，但环境问题更能激发活动人士的积极性，而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则稍逊些。

　　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国家也发出了一些警告声，但基本上未达到理想中的效果。米格尔·安吉尔·德·奎维多（Miguel Angel de Quevedo）是一名水利工程师，他发起了旨在保护墨西哥日渐枯竭森林资源的运动，并于1922年成立了墨西哥林业协会（Mexican Forestry Society）。然而在1939年，他还在哀叹这一个国家的森林资源继续“因为贪婪导致贫瘠与毁灭”。在同一时期的印度，甘地（Mohandas K．Gandhi）不仅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而且反对现代工业化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农业中使用化学制品，同时主张社区自给自足而不是进行全球贸易。然而，当印度在1947年赢得独立后，甘地对生态的担忧就很快被一一否决了——印度做出了大举投资于工业化以及修建大坝的决定。

　　在由于政府优先发展经济阻碍了环保活动积极分子的作用而产生上述恶果之后，农业产业化引起的土壤侵蚀问题出现了。1939年，受雇于一个政府机构——帝国土壤科学局（Imperial Bureau of Soil Science）的两名英国土壤科学家，格雷厄姆·杰克（Graham Jacks）和罗伯特·怀特（Robert Whyte），出版了唤起人们记忆的著作《对地球的掠夺》（The Rape of the Earth），由于美国市场的敏感性，此书后来改名为 《消失的土地》（Vanishing Lands）。这本从历史性和世界性出发讨论土壤侵蚀问题的长达300页著作探讨了环境退化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权衡了经济成功和环境成本之间的关系。杰克和怀特写道：“资本的流动一直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源泉之一，但资本主义从未认真考虑过它对土壤腐殖质含量和结构的影响。不过，其影响已经足够令人震惊，再也不能被忽视了。”虽然这些影响并没有完全被忽视——科学家和活动家们持续跟踪观察着它们造成的影响——但是政府和工业界依旧我行我素地追求着他们自认为应该优先发展的事项。

　　无视政府部门警告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继续存在。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1948年出版的《生存之路》（Road to Survival）展现了一幅人口增长和资源减少的荒凉画卷。作者曾担任美国联邦机构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室科学和教育司副司长，该书广泛讨论了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美国面临的环境压力。沃格特记录了土壤侵蚀、土壤肥力下降、水资源短缺以及诸如石油和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等证明了“废品心理学”的严重问题，他认为这样一些问题在美国最明显。工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再次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沃格特说：“人类认为对工业有益的东西必然对土地有益。这可能是历史上付出代价最高的错误之一。”沃格特的书十分畅销，但对公共政策或企业策略却无显著的影响。正如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l）所说的那样，1970年以前，“环境思维仅限于非常狭窄的社会群体之中”。

　　如果说因环境遭受破坏而发出的警示声难以被世人知悉，同样地，一些重大环境影响问题可能也得不到理解。当时，基本上没有人了解燃烧化石燃料以及甲烷排放对气候的影响。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凡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观察到二氧化碳具有提高全球温度的潜力，但这并不是他工作的核心，他预测任何影响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生。20世纪3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托马斯·罗德·钱柏林（T．C．Chamberlin）在观察到北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暖后，开始强烈预警这一问题，但他的观点并没有正真获得科学界的重视，科学界仍然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的重大影响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活动影响气候的可能性才开始得到更广泛的讨论， 而且是在地球明显变冷的背景下。1970年，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一场为期一个月的会议，讨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会议指出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增加，但与会者缺乏计算其影响程度的工具。这次开创性的会议直接促使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召开，这是由来自14个国家专家参加并集中讨论人类对气候的影响的会议。尽管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出台什么解决方案，但会议发表的题为《无意中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Inadvertent Climate Modification）的会议总结性报告，详细讨论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气候变化问题才引起科学界以外的广泛关注。

　　从19世纪开始，人类创造财富的力度是空前的，但也付出了代价，跟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代价的积累足以开创一个新的、独特的地质时代。少数人了解到污染、森林砍伐、土壤侵蚀和别的环境破坏的现状，但要求采取环保行动的呼声却很难被听到。现代经济稳步的增长带来的好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从根本上挑战这一进程被证明不是一个严肃的主张。浪漫主义的自然运动推动了许多最初的保护运动，传统上，人文学者一直在研究这些运动，包括最近的生态批评领域。本书回顾了19世纪对工业化及其对自然影响的最初抨击，作为介绍“绿色企业史”的第一章。这些运动不仅仅局限于诗歌和哈德孙河画派，还催生了第一批的绿色企业。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下设哲社、文史、政法和经管四个编辑室及威科项目组，主要承担文史哲及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出版物包括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华当代学术辑要》、“大师文集”等为代表的多种学术译介和学术原创著作。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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